但是，国务院学位办在2003年回复浙江大学的请示时又重新激活了该条款的规范功能，赋予其遵纪守法、思想品德的新内涵。
对于部分处理，利益相关人只能在对最终的实体决定诉请救济时一并主张。[36] 在此类连环诉讼中，相对人针对存在法定关联关系的行为分别提起诉讼，尽管在制度上都不存在障碍，在诉讼技术上也不难解决，如广泛使用诉讼中止、合并审理等，但其在实践中可能造成大量的诉讼迟延和案结事不了，并造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本案中，原告认为，拆迁许可证是拆迁活动的前提，也是拆迁裁决的基础。[43]王天华：《行政诉讼的构造——日本行政诉讼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7]载http：//fayuan.xinmin.cn/alyp/2011/01/31/9169707.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5月14日。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观点，认为被诉行政行为并未对上诉人王建平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认定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资格。进入专题： 行政行为 违法性继承 。
特别是关联行政活动究竟是依据—结果关系、前提—结果关系、构成要件—结果关系，需要通过对实定法的统一整理和系统解释来完成。根据前述相关案例，我们将可能影响行政违法性继承法理的行政关系概括为如下几种类型。[16]所以，很多时候被这些事后诸葛亮所批评的过度反应，无非在当下只是一个倾向于谨慎与理性的决定罢了。
[4]p204在公共场合的言论如此，在私下的言论亦可以是如此。[12]p1166但是，在6比3的裁决中，最高法院维持了被告的言论并不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最高法院认为，当有关暴力推翻政府的言论已经涉及到鼓吹而不是纯粹讨论的领域，此言论即为非法，并不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14]p24,25这个恐怖组织的其他破坏性活动也不胜枚举。
对于真正极端的言论，也许只有极少数人认同，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颠覆和推翻政府几乎没有可能，因此它不存在即刻的危险。进入专题： 比例原则 法益衡量 总体国家安全观 言论自由 美国司法判例 。
[12]p1166在很多学者眼里，严格审查下的18 U.S.C. §2339在Holder v. Humanitarian Law Project案中的运用是明显违反美国第一修正案的。因为，当选择保护有潜在危险的言论之时，政府放弃了另一种选择，那就是通过限制言论而增加的国家安全之利益（假设限制此言论的手段已通过必要性原则的要求）。简言之，权利的权衡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曼昆把机会成本定义为：为了得到某种东西所必须放弃的东西。
笔者认为此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911之后战争状态的暧昧界定。按照这个思路，罗伯茨大法官与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限制被告Humanitarian Law Project的言论为合理。第二，国际恐怖主义渐渐由基地组织时代转向伊斯兰国时代。于此，司法裁判根据它在具体情况下赋予各该法益的‘重要性，来从事权利或法益的‘衡量。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持续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这显然违反了批评者所支持的Yates案创造的先例:承认任何人都可以宣称有推翻政府的权利，只要这种说教不是公开地提倡具体行动。
三、美国有关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司法判例 早在1919年的Schenck v. United States案中，[8]美国最高法院即推出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认为只有在言论会造成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时，对这些言论的限制才是合宪的。虽然最高法院在此案中没有提及Brandenburg案的先例，但是法院却同样做了类似Brandenburg先例中煽动测试的法益衡量。
于此涉及的并非数学上可测量的大小，毋宁是评价行为的结果，此等评价最困难之点正在于：其并非取向于某一般性的标准，毋宁须同时考量当下具体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用机会成本的视角来看问题，试想在一个平行宇宙中完全相同的电影院里，如果此言论没有被禁止，后果会是什么？答案不言自明。[12]p1167,1168这次，美国第九巡回法院使用了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原则，质问法院采取的对言论的限制性措施是否有助于达成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在这个案件中，基于案件的具体事实，答案是否定的。这两种对国家与公民都至关重要的利益，往往很多时候会产生尖锐的冲突。我们回过头来看，Schenck案发生在一战时，特殊情况下最高法院使用了特殊的裁决。[4]p211诚然，类似的反阴谋法案的优势之一是可以让政府在实质上的罪行被完成之前就批准逮捕和起诉。
但是，由于左倾的意识形态而获刑的Dennis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冤案。法律的正义不是口号，不是空头支票，而是透过一件件个案显现出来的。
结合波斯纳的观点，我们回到以上三个看似有不少逻辑矛盾的案件：Holder v. Humanitarian Law Project，Al-Haramain Islamic Foundation, Inc. v. U.S. Dept. of Treasury，和United States v. Mehanna。庆幸的是，最高法院在随后1957年的Yates v. United States案与1978年的Burks v. United States案中，对Schenck与Dennis案中的观点进行了限缩与修正。
当我们感到恐惧与害怕时，我们通常会矫枉过正。从伊斯兰国既有效率又有穿透性的网络宣传手段看来，国际恐怖主义的延伸与洗脑已经走向了全面的网络化。
当社会福利所必须的条件变化之时，法律也必须随之而变化。第二，比例原则公式中变量的判断全部都基于法官的主观考量，这样我们会不会陷入价值相对主义的泥沼？我们怎么可以确定法官判案的公正性与一致性？对于这两个批评和担心，笔者在下文做了探讨与回应。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今天，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也必须承认，有些时候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必须让位于国家与集体更高的利益。2010年之后，从1919年的Schenck v. United States到1969年的Brandenburg v. Ohio这条美国言论自由的‘主线[10]p420开始发生了质的偏移。
[16]这不仅是法律上错误的理解，更是历史上的。[16]在国家受到安全的威胁增大之时，政府对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视多于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保护，这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须的。
[16]法律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天赋的。所以，此案根本没有进入可以使用比例原则公式（即狭义比例原则）的分析。
之所以必须采取‘在个案中之法益衡量的方法，如前所述，正因为缺乏一个由所有法益及法价值构成的确定阶层秩序，由此可以像读图表一样获得结论。狭义比例原则中的变量反映了法律的延展性是务实的而不是教条的：当国家受到的威胁发生变化之时，有关国家安全法律的运用自然也会产生变化。
[12]p1166很显然，我们看到了以上比例原则公式的影子。[6]p10 笔者认为，既然比例原则最大的优势之一是减少法官判决中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官的判决在基于事实的基础上尽可能的一致与客观，我们不妨可以用最客观的方式——数学公式的方法来表述比例原则最核心与最基本的精神。然而，‘衡量也好，‘称重也罢，这些都是形象化后的说法。恰恰相反，历史给我们教训应该是反过来的。
这是因为，限制个体的言论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往往是很小的，或是非常难以客观预测的。与凭借司法裁判逐渐具体化须填补的评价标准相同，于此亦可预期，当各最高法院的裁判日渐累积，比较的可能性亦日益提高，则判决时的判断余地亦将日渐缩小。
在恐怖主义盛行的今天，对国家安全的挑战与威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元化。拉伦茨主张，‘个案中之法益衡量是法的续造的一种方法，它有助于答复一些——法律未明确其解决规则之——规范冲突的问题，对适用范围重叠的规范划定其各自的适用空间，借此使保护范围尚不明确的权利（诸如一般人格权）得以具体化。
首先，一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担心，这样以国家安全为名来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否已经超越了可以接受的底线？毕竟，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在公权力面前是脆弱的。由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社会的变动性以及法律语言的模糊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法定权利的界限在立法上未必都能被界定清楚，权利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